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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为什么中国政治史最“贪腐”?  

2014-08-22 21:22:1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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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政治史最“贪腐”?

黎 鸣

翻开中国的全部历史,但凡在“和平”和“盛世”之期,全都会发生最严重的官僚“贪腐”现象。过去如此,现在如此,如果中国人的孔丘及其儒家的“文化传统”不变,未来还将依然是如此。我的答案,其实就已经在我的这个开场白之中了。

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,实际上全都是孔丘所提倡的儒家政治,儒家政治的价值核心,是“亲亲尊尊长长”,是“子为父隐,臣为君隐”,是“为君讳耻,为贤讳过,为亲讳疾”,是“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。更准确地讲,是遵循“天命、宗法、血统、人治、极权、专制”的永远非文明、非理性、非法治的世界上最坏的政治。这样的政治在“和平”、“盛世”之期,不发生“贪腐”将绝对是不可能的,而且更只会愈演愈烈,甚至最终造成政治权力系统的总的崩溃和毁灭。我的上述结论,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之中,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最充分的证明,自然也包括中国的近现代史,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就是被他们自己的“贪腐”所毁灭的,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大员们严重的“贪腐”,实际上就已经直接预示了后来国共相争之中国民党必然失败的“祸根”;今天中国所发生的种种“贪腐”的现象,事实上也同样已经严重到了形成崩溃之势的“征兆”了,作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当局,不可不慎察。

我今天的文章在于告诉我的亲们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即:中国人的孔儒的政治史,为什么一定会是最“贪腐”最黑暗的政治史。我的分析、归纳、综合的理论工具,即老子的“全息逻辑”。具体而言,中国人历史中的政治,全都是严重的“伪”政治,也即严重“不真”的政治。用老子的话来说,即严重“无道”的政治。政治“无道”,则必然造成经济“无宝”;经济“无宝”,则必然造成文化“无德”。而无道、无宝、无德的中国天下,原本就是大量制造“贪腐”现象的天下最腐败、最黑暗、最无文明的“酱缸”的“天下”。

什么是人类社会的“政治”?

“政治”的本质即应该是进行全“社会”权力管理的“言治”,“言”之所以能够有“权”,是因为“言”能成理,而“理”能够形成精神文明之“势”,更因为“言”的后盾是潜在的暴行,是可能实施武力暴行的巨大的“国家”机器的强力之“势”。正是这(一虚一实、一精神文明一物质现实的)两种大“势”共同构成了强大的政治“权势”。然而,中国人的政治,自古以来却全都是“言礼”之治,而并不是“言理”之治。而“言礼”所造成的“势”仍旧是等级制的物化“实力”之“势”,而不是合乎(人性平等的)精神文明心理之“势”,说白了,中国人的政治,从来就是只有物化的实力政治,而根本不存在丝毫真正理性精神(心理)文明成“势”的因素。只有“礼治”而没有“理治”的中国,最后必然是只能有(强人)“贪腐”的结局,而不可能会有其他任何更好的包含“强理”(文明)的结局。

什么是“礼治”?说白了,就是永远都只有等级制的物性的强力压迫的“言治”的政治,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上最标准的只讲“礼治”政治而根本不讲“理治”政治的国家。中国人的等级制度的最明显的现象特征,就是“言”说的顽固的等级现象。在中国,永远都不可能会有老百姓最起码“言政”的权利,“莫谈政治”,就是中国老百姓从来的命运。谁想要试一把,轻则入狱,重则丧身。而在中国的朝廷之中,也同样只能有君主“言政”的权力,除此之外,就是“言政”权力的严厉的官阶,一级压一级,即所谓的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。这其实也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国家“礼治”政治的最根本的特征。孔丘关于“言礼”政治的最重要的永恒“教导”是:“一天,二隐,三畏,四非,五常”(“天命”权力,“子为父隐,臣为君隐”、“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、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、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五大永恒的权威),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永远雷打不动的“礼治”的“言治”政治的历史习惯和“规矩”,直到今天,这种顽固的历史习惯和传统规矩,一仍如旧。

回到中国社会的现象,政治权力的实施是靠“言”说,政治权力实施的后果的监督,依然必须依靠“言”说;然而中国人一级压一级的“规矩”,则使得上层的官僚,永远都能够言而无信,更是为所欲为,而惟一有可能加以制动的“权威”,则只能来自更上层。然而更上层是什么?是人数愈来愈少,最后是惟一“塔尖”上的个人,例如皇帝,主席,等等。他凭什么来监督下层官僚的行为?只能靠特务,眼线,亲信,如果这些特务、眼线、亲信也全都与下层官僚沆瀣一气,那么整个政治体系的腐败,就将是必然的,而且是不得不然的,实际上是,它的未来连最起码的希望都不可能会有,而只能以最后的崩溃告终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政治史,永远是世界上“最贪腐”的政治史的理论上的证明。这里还完全没有考虑到最高权力者——皇帝、主席,等等本人的人性、人格和人品,如果他也原本就是一个混蛋,一个坏人,一个传统的“尊孔”者,那么这样的“中国”,将何以堪?

总览世界历史,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史,实际上全都是最黑暗的,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实质上是反映了中国人专有的《厚黑政治学》。造成这种《厚黑政治学》的最最关键的原因,即在于中国人的政治永远都只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“礼治”的“政治”,而丝毫都没有半点“理治”政治的可能性。没有“理治”,即是没有“理性”的政治和没有“人人平等”真理信念的政治,这样的政治,绝对不可能会有导致“人人自主、自律”的“法治”的任何可能,就更加绝对地不可能会有达到“人人精神自由”的政治的最高境界的任何的可能。

什么是“理治”?理治的全称应该是具有高度真理信仰的国家或社会“宪政”的“法治”。什么是人类最高的真理信仰?即对于“人人平等”的真理的信仰。只有在“人人平等”真理的信仰出现之后,人类历史之中才可能出现国家的“宪法”,才可能出现国家的“宪政”,才可能出现真正人类“平等、民主、自由”的“理治”社会的雏形。在“理治”的社会,虽然仍然保留了权力实施的“言”说的方式,但同时也具备了广大“公民”的监督权力实施效果的“人人平等”的“言”说,即所谓公民“言论自由”的言说的可行性。如此全社会公民对权力实施进行监督的广泛性、深入性和亲历性,使得“宪政”社会中官僚们贪腐的“任性”、“懒惰”和“忌妒”之人性“原恶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抑制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西方人类社会中的官僚的“贪腐”现象会比中国的官僚“好得多得多”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今天中国人的“反贪腐”固然是必要的,但是对于中国传统“礼治”政治的改革则是更加必要的,而改革中国政治的最关键的途径,就是必须彻底地告别永远制造最“贪腐”现象的孔丘及其儒家的“礼治”政治的传统,而坚决地兴起“理治”政治。说白了,即是必须走“人人平等”的真理信仰基础上的“理治”的、“宪政”、“法治”的道路。更说白了,即是必须走中国老子“人学”的“道治”的政治之路,简言之,即“道法自然”的“无伪而治”的“道治”的政治之路。想要做到“道法自然”的“无伪而治”的最关键的步骤,就是必须确立人人言论“平等”的权利,必须立即彻底打开当下中国所有的“报禁”、“言禁”,从此让中国所有公民的眼睛、耳朵和嘴巴全都可能亲自参与对于社会政治权力实施的监督。

我坚信,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把“最贪腐”的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彻底地翻转过来,而这也才是未来中国文明历史真正的崛起之道。(2014,8,17.)

为什么中国政治史最“贪腐”? - 黎鸣 - 黎鸣的博客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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